《陕北民国史》崔月德 著 2009年
崔月德先生
1937-2008
陕西榆林
崔月德和陕北文化研究 （摘自 榆林日报）
文化已经成了热门话题，吃文化饭的人渐多，真正献身文化的人却越来越少，而有一个老者却笃守陕北文化研究阵地，愈老弥笃，矢志不移，成绩卓著，这就是老崔——崔月德先生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陈忠实在给崔月德的致信中说：“您多年来致力于陕北民间和传统文化发掘研究工作，办了许多实事，其意义自不待言，且愈往后愈珍贵。我向您致以真诚的问候和钦敬之意，我们的社会太需要干实事的人了。”
——题记
榆林十二县区有南、北六县之说，横山乃北六县之一。如果说榆林文化有边塞特色，那么，北六县更典型，横山亦如此。二十世纪后，横山出了不少革命斗士，可也出了一些文质彬彬之人。响水堡的曹颖僧先生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归国后跻身政坛，曾担任过定边、神木县长，从政之余，热心陕北文史，编纂成功民国《横山县志》。同时，他在陕北各县走访，广征博采，悉心考证，追寻九边重镇的历史沿革，访探陕北各县的轶闻奇事，辑录成15万字的《延绥揽胜》，于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）由边疆出版社出版问世，这可以说是陕北本土学者研究陕北文化的开山之作。到了二十世纪末，陕北文化研究渐成气候，日益隆盛，巧合的是榆林的陕北文化研究领军人物崔月德先生也是横山人，也当过七品县令。
老崔是喝大理河水长大的。大理河位于陕北中部，其民间文化在陕北很有代表性。他从小就生长在浓厚的陕北文化氛围里，受陕北文化的熏陶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时任横山县五龙山公社书记的他，虽遭批斗，但既未被打倒，又没“靠边站”，他不但说服和引导干部群众没有形成两派，并且领导他们建成了“红光渠”，解决了黑木头川农民的吃饭问题。1978年冬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他感到中国将要进行一场大的改革。1979年春，在全国还在纠“单干风”的情况下，他在他当时任职的高镇公社大胆搞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，全力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。并率先在全国推行“户包治理小流域”，受到水利部的表扬。
老崔担任过靖边县县长，干得有声有色。当年他和县委领导组织全县造林大会战，党中央领导人获悉后，批示大奖靖边造林，财政部奖励了200万元。
1997年，老崔退休了。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奔波陕北各地，调查收集材料，写作《陕北革命民歌故事》。此时，他也在思考如何弘扬陕北文化，并积极筹划成立榆林黄土文化研究会。1998年3月，在他的张罗下，榆林黄土文化研究会成立了。这个高举陕北文化研究大旗的研究会，团结了不少有志于陕北文化研究的文化人，干了不少事，把陕北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。1998年秋，经过崔月德先生的积极筹划，在榆林伟志商贸有限公司的资助下，《陕北文化研究》创刊，这是西北地区第一个民办地域文化刊物。老崔在发刊词中这样写到：“陕北是一块风水宝地，……陕北不仅具有驰名的煤、油、气资源，而且还有举世无双的文化资源——陕北文化。……我们应该像开发陕北的煤、油、气物质资源一样，开发陕北的文化资源，使陕北文化再现辉煌，为促进我区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”他提出“抢救、保护、研究、弘扬”陕北文化，是陕北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。《陕北文化研究》出刊后，赢得不少同行的厚爱和关注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学者和爱好者探讨研究陕北文化的园地、耕耘播种的厚土、彰显陕北文化精英的平台和展示陕北文化风采的窗口。著名文艺评论家萧云儒先生在写给老崔的信中说：“您主持的《陕北文化研究》，我一直很爱看，有的还留下。杂志信息量大，编撰各方面都比较认真。”
陕北文化研究会成立后，开展了多种学术研讨活动。其中有榆林市首届文化成果展览，展出了26个单位、179人的各种书籍、报刊、美术、剪纸、书法、脸谱、泥塑、木雕等1000多种，内有50多人写作出版的陕北文化研究专著130多册；陕北文化研究会还在无量殿、卧云山、黑龙潭等寺庙进行学术研究，演讲延安精神和陕北文化；协办陕北文化理论研讨、陕北民歌研讨、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会议。老崔也倾心支持陕北文化研究爱好者，帮他们解决困难。他关注陕北文化研究成果，在《陕北文化研究》上刊发由他撰写的简讯，并用诗歌和漫画像的形式介绍榆林的文化工作者，联络榆林文化人。他处事以宽，待人以厚，与人为善，广交朋友，他是榆林诸多文化人的朋友，大家都愿和他探讨陕北文化。吴堡县的农民业余文史爱好者王春育，一生重视地域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民间文化的整理，在老崔提议下，由黄土文化研究会授予他“民间艺术家”的铜牌，在会刊上予以介绍。他大力支持古榆林城微缩模型制作者李岳隆举办展览，对恢复和保护榆林步行街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2001年10月，省文化厅在榆召开陕北文化理论研讨会。会后，崔月德先生积极筹划出版陕北文化研究丛书。他四处奔走，多方呼吁，得到原市建委主任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彦强的支持，联络了榆林的13名企业家，赞助了18.5万元，使这项工作得以启动。他两赴西安联系出版社，请名家李若冰、陈忠实、萧云儒题词、赐序，又和陕北文化研究会的其他人审查了书稿。2005年底，孟海平的《陕北舞蹈史话》、霍向贵的《榆林小曲》《陕北民歌精选》、张芳的《榆林剪纸辑录》、贺国建的《昊天厚土》、曹宏信的《陕北民俗》、马政川的《神府山曲·酒曲》、雷润峰、贺振界的《陕北文化研究论文》、崔月德、牛雅堂、尚虹的《陕北民间故事》、张芳校勘的曹颖僧的《延绥揽胜》陆续出版。他多方对外联络，扩大影响，寻求支持。他和全国文联副主席、著名作家冯骥才联系，冯骥才为《陕北文化研究》题写刊名。他积极协助省文化厅在榆林召开陕北文化理论研讨会，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8篇，在老崔选送的榆林论文29篇中有13篇获奖。省文化厅还给黄土文化研究会赠送了“艰苦奋斗再攀高峰”奖牌。
2003年，榆林市黄土文化研究会换了届，大家推举市政协副主席张芳为会长，老崔仍是常务副会长，他积极协助张芳开展工作，使研究会的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。他这样向别人介绍：黄土文化研究会换届选举市政协副主席张芳任会长后，产生了两大变化，三大发展。一个变化是社会地位提高了，一个是经费初步解决了。第一大发展是组织大发展，成立了剪纸学会、民歌学会等，七个县成立了研究会，办了七份刊物。第二大发展是队伍大发展。市、县总共有840多名会员，有150多名可以执笔著述。第三大发展是研究成果大丰收。9年时间出了100多部研究陕北文化的著作。陕北文化逐渐得到社会认可，陕北文化研究在榆林越来越热。他也在忧虑陕北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一是民间文化衰落消失的速度很快，抢救、保护措施远远跟不上。谈得多，干得少。二是陕北文化研究人才基本是自生自长自亡，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支持，人才缺乏，人才老化，后继无人的问题很大。
老崔的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，写得是真实的生活，表达得是真实的思想，流露得是真实的感情。他像一个蜜蜂，采陕北文化之粉，酿造弘扬陕北文化甘甜之蜜。他是一个书生，是一个潜心于陕北文化研究的实干家。四五十年来，他收集了很多陕北文化的资料，剪辑了100多集报刊资料。他的家是陕北文化的资料库。他收集了陕北各县的新编地方志，找到能收集到的各种关于陕北文化的书籍。他的研究成果有《陕北民歌故事》《陕北地名故事》《陕北民国史》，还有毛泽东论说陕北人、榆林的中华历史之最等。其实，他本身就有不少榆林之最。他支持群众在横山东阳山办起了第一个纪念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三老的“怀英阁”，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关于中国革命和陕北革命斗争史的诗歌解说词；他第一个创办陕北文化研究的群众组织并坚持了十年；他第一个创办陕北文化研究刊物，并担任事实上的主编，办得有声有色；他第一个对陕北民国史进行系统研究，组织写出颇有见地的专著《陕北民国史》初稿；他组织编写了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乡镇志《石湾镇志》，保存了不少珍贵资料；他第一个对陕北民歌历史故事进行研究，和他人合作出版了《陕北民歌故事》；他写的《论陕北民歌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》，提出了陕北民歌是研究陕北社会的百科全书，是陕北地方史诗的论点，他写的《陕北民歌作者初考》，考证了50多名陕北民歌作者的创作和小传。他也对陕北庙会文化、延安精神和陕北文化进行探讨，写成论文《陕北寺庙文化探讨》、《延安精神与陕北文化》；他协助榆林市民政局编成第一本《榆林地名故事》。他首先策划、组织了《陕北民歌大全》的编辑工作。
群众文化是一个冷门槛，研究地域文化更是一条冷板凳。在物欲横流、经济主宰的世界里，蹲在冷门槛坐在冷板凳上的民间文化人，清苦，艰苦，寒苦，很无奈，也很尴尬。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长期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这一方圣洁的土地上，不怕寂寞，耐得寒冷，确实难能可贵。崔月德先生在陕北文化研究中的贡献有目共睹，而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。他的肺气肿、肺心病日益严重，呼吸困难，出门都十分艰难。亲友劝他不要痴迷陕北文化研究了，他口头上答应，但行动上仍然关注陕北文化研究，甚至在输氧的时间里还要看书、看资料、思考陕北文化的事。在陕北文化的天地里他是一个痴迷而执著的钟爱者，坚韧而辛勤的耕耘者，精心而周到的组织者，热情而不懈的鼓动者，积极而有为的守护者。
每一个成功男人后面，一定有一个女人在扶持，在帮助。老崔倾心于陕北文化研究，并卓有建树，与其夫人贺芝兰的奉献分不开。他夫人也是石湾人，和老崔结合以来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相濡以沫，赡养老人，教育子女。她在生活上关心体贴老崔，在工作上支持鼓励老崔，不给老崔添麻烦，只给老崔减负担，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贤内助，保证了老崔一心扑在工作上。尤其是老崔退休后，她操的心更多了，尽管对老伴带病研究陕北文化有怨言，但仍精心呵护老伴，积极为老伴创造条件。
行文至结束，我将我曾写给老崔的一首七律录于此，表达对老崔的敬意：年逾六旬阅沧桑，不求名利爱故乡。乐为四方行好事，喜和百姓拉家常。曾把春光引沟壑，又将绿色染沙梁。同仁聚会歌黄土，妙笔生花梦亦香。
《缅怀月德》
崔月德先生辞世近四年了，我经常思念他，几次梦见同他聊天、谈文论友。他同我的诸多往事常在脑际回响，那种友情迫使我不得不用秃笔倾吐心声。
鲁迅先生曾说过，人得一知己难矣。月德先生是我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位，可称知己。
“文革”前，我在横山县委宣传部当干事，月德在县党校任校长。那时正是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顶峰时期，全民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，农民学“毛著”也是一浪高过一浪。培训农民学习“毛著”的辅导员，是深入、持久、提高和推动学习运动的重要举措。
当时我协助老崔办培训班，一期接一期，一办就是三四个月。他既是校长，更是老师，我俩天天轮着讲课，配合默契，受到学员们的好评。从此结缘，且缘渐深。往后他在靖边县当了县长，也有些来往，但交往最多、最深、留作永久惦记的还是要数老年这一时期。
月德小我三岁，曾当过县长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讲师团团长，但我从不唤他的官职，老叫他“月德”或“老崔”。我对他的称谓他非但不反感，总是乐着笑着，常说这样的称呼好，亲切、亲近、舒服，这样才体现了我们是好同事、真朋友，没有代沟。我也经常听到他的同乡、亲戚、同学，甚至是家属直呼他的“官名”。这足以说明他的人缘好，别人不把他当“官”看待，视为可亲可信的亲戚朋友。
月德的一生廉洁奉公，干一行专一行，是位颇有政绩的官员，退休前后的十几年间，他倾心挖掘、抢救、研究、弘扬陕北文化，是人们公认的领军人物，是榆林文化人最可信赖的领袖、核心和朋友。先生谢世后我为他撰写一挽联：有名著、有百姓、有朋友，先生未死；不腐败、不贪财、不为名，是我良师。从中可以看出其人格的缩影。
这里回忆崔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事，其实小事不小，小中可以见大，从中亦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思想境界、光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凡是熟知老崔的人，都认为他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偷过懒，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，从来没有误过事。
崔先生由于长时期的积劳成疾，超负荷的运转，体能严重透支，加之抽吸劣质烟，时久量大，体质每况愈下，由支气管炎发展到肺气肿，直至肺心病。虽经多方医治，还是药石无方。他也心知肚明，认为难以康复，只有拼上老命同疾患抢时间争速度，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光彩的青春。他的这一抉择十牛九马也拉不动，任何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。
有天他的爱子崔青求我好好劝说他爸爸，再也不能玩命干了，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还说，他们劝解的少了、轻了他既不反对也不改正，若是说重了他要还大发脾气，实在让人焦急。我曾多次建议他要量力而行，他很感谢我的好意，“我要办的事还很多，我实在不能闲下来。”为此，笔者略举几例，借以佐证。
当陪人不误写作。老崔在世前的三四年时，他老伴贺芝兰的胆结石疼痛难忍，无耐做了胆囊摘除术。也不知是何故，术后一直痛苦的如睡针毯，好似滚油浇心，直疼了半月之久。崔公是陪人，手术后的第三天就把病房当书房，摆开阵势，潜心投入写作。老伴又是呻吟，又是哭诉，时有埋怨，他却愁肠地说：“你的疼痛连医生也无能为力，我又能怎样？假若我能替你疼的话，我情愿全顶替了。”无耐，老婆哭笑不得，还能再说什么呢？！
在北京住院还忙着写作。在2004年时，崔先生的肺心病已相当的严重，不得不去北京求治。当时的肺活量极差，只有借助氧气呼吸。住院后的治疗效果极佳，没几日他就把从家中带来的资料在病房里铺开，又开始了写作。《陕北民国史》中的人物志篇和《榆林之最》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完成的。有位医生语重心长地说，我当医生30年多了，从未见过这样重的病还能呕心沥血，自动致力工作的人。医护人员再三劝他要配合治疗，不能劳累，要安心养病。他却笑着说，我这人天生的命贱，没活做的日子实在难熬。医生真拿他无方。
二下延安府。《陕北地名故事》含概榆林、延安两市。2000年我们曾专程到延安同民政局的同志座谈稿件征集等有关事宜。几个月后还有安塞、志丹、吴旗三县无有只字片纸。由于出版在即，2001年春我俩专程去该三县组稿。每天上午乘汽车赶路，下午座谈，晚上查找、抄、印资料，一天一县，四天行程一千几百公里，满载而归，如愿以偿。第三天从吴旗返回延安市晚上十点多钟，崔公累的张口出气，连楼梯也上不了。我一手拎着他的包，一手扶着他，他的另一只手托着楼梯的栏杆，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二楼的房间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第二天一清早，他请来延安党史专家冯芝桂、文化名人王克文进行座谈，下午就返回榆林。回去后民政局的人以为我们还没动身，他们为老崔的敬业精神赞不绝口。
完善陕北民国史。《陕北民国史》是由几位退休下来的文友负责编撰的，他任主编。当初稿出台后，老崔觉得有些篇目的史实少，内容空。2007年，他的疾患已相当严重，不能下楼，他闭门不出，花费了两三个月时间，将两市各县区的志书中有关内容摘录有两万多字，重新进行编辑，使其内容充实，为该书添了彩，润了色。
重病策划石湾小学校庆。2006年石湾小学举行建校100周年庆典，崔公作为嘉宾受邀，并担任总策划。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，呼吸困难，不时借助氧气呼吸，家人劝他不能参加，他却说：“石湾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石湾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，怎能不去？！”由于长途颠簸，赤日炎炎，连日没明没夜的操劳，还要访亲会友，精疲力尽，回榆林后当日住院抢救，差点构成无法挽回的恶果，但他却无怨无悔。
抱病作序。横山退休教师王兴农是老崔的同乡、同学，爱好写作，且作品较丰。经几年辛劳创作了小说《风雨人生》，求月德作序。此际他饮食很差，体质消瘦，脚已浮肿，天天呼吸靠氧气。这时月德二话没说，满口应允。在2008年8月22日为其做了热情洋溢，有褒有贬，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的序文。其不知道这是崔先生留在人世的最后佳作。
诀别讲话。2008年5月27日，市黄土文化研究会举行“十年”大庆盛会，会议安排崔会长作总结报告。与会人员见到月德是又惊喜又担心。当时他的行动十分困难，是由两个人架着他步入会场的，人们为他的到来热情地鼓掌，表示欢迎。他的讲话稿是自己撰写的，大约讲有十多分钟。虽然讲的有板有眼，头头是道，客观公正，语言清晰，但语速慢了，声音低沉，时有停顿。讲毕大家长时间的鼓掌，对于他对黄土文化的无私奉献表示肯定和感谢。由于他无力继续参加会议，当即有两人将他掺出会场，我把他送在车上，祝福他多加保重。
与会者非常伤感，大都认为他已病入膏肓，这是诀别的讲话，这是向文友们的辞别会面。但是文友们还是期盼着在他身上出现奇迹，重振旗鼓，再创文化研究的辉煌。会后，崔公的健康状况继续走着下坡路，再也没能出席会议，人们再也听不到他那诗情画意，激昂洋溢，振奋人心的讲演，这次讲话已成为诀别讲话，留作永久的思念。
……
崔公在晚年的十多年间，拖着病体，主动为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，让人仰慕。公正地说，那些工作是呕心沥血做出来的，是用血和泪谱写出来的，是向生命极限挑战出来的，直至“油尽捻子干”。他的这种献身精神怎能不让人们尊敬呢？！
人们对某个人的敬仰不是仅看他说得怎么样，而注视着看他做的怎样。有人认为，崔先生是说得好听，特会讲话。笔者则认为他做得要比说得还要好，他是既会说又会做的全才。他已谢世了，但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将会注入史册，将会激励着后来人。
月德弟不辞而别，噩耗传来使我悲恸至极，多日茶饭不思，辗转难眠，让我联想翩翩，叫我思念绵延。这里仅将回忆起来的几件往事留作永久的思念。
在月德的苦心创意、多方奔波下，创建了我国首家民间文化研究机构——陕北黄土文化研究会，吸收我为会员，又选为理事，在十多年的交往中结缘更深。他在许多方面关心我，指点我，往出推我，使我有生难忘。
专门为我请客。一次我和老伴赴他府上造访，月德说，今天下午我请客，在老重庆吃火锅。我们同文化界名人聚聚，交换思想，交流感情，便于你日后往来。我没曾想到，便连忙说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，你联系，我坐东。“你来我家你是客人，哪能让你破费。”客人们的意见在家中边吃便饭，边叙谈，气氛好，又安静，便于调侃。他老伴老贺买了猪羊二肉和许多菜，几位文化界、新闻界的名人，兴致颇高，直到天黑时分才收场。这次聚会让我长了见识，扩大了交往圈，结识了新朋友，收获颇丰。
推荐我发言。2008年5月27日市黄土文化研究会举行建会十周年庆典盛会，参加会议的有省市学者、专家、市领导和会员代表200多人，在老崔的提议和推荐下，让我这个七十多岁平凡的老头子代表老会员发言，真是受宠若惊，激动之心实难平静。
真挚的鼓励。2007年《无定河》冬季号发了我的一组五篇时评文章，崔先生逐一阅读后给我打电话，热情地说，“那几篇文章写得都好，尤其是第一篇可称佳作。你真是老有所为，宝刀不老。文章立意新，有深度，有现实性和可谈性，可见你的写作水平还在上升，往后继续写，期盼着你的更多佳作问世……”当时他已病重，闭门不出，仅靠输液、服药维持生命，还能如此关心我的写作，让我热泪盈眶。
诚恳的帮助。我是个没本事又不省事的人，每逢遇会总想说说，真有不吐不快之感，还不想写发言稿，我的性格如同名字，说话不讲究方式方法，也不懂、不愿讲究官场的潜规则，因此不地道之语难以避免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你不能把世界看得太单纯了，世事很繁杂，人也很复杂，不讲究策略会吃一路亏的。他列举我的发言中那些话该讲，那些话不该那样讲，应该怎么讲……现在许多人爱听“上天言好事”，除去老师对学生、父母对子女有批评和说不是外，像老崔这样开诚布公，面对面诚恳帮助同志的人真够得上是凤毛麟角的了。
2003年5月《陕北地名故事》（此书由老崔倡议、策划，参加出版全过程，任第一副主编）在榆林金龙宾馆举行了首发式，崔先生像打了胜仗的将士一样，心情很兴奋，晚饭后他对我说，老朱，今晚我不回去了，咱俩住一间房，好好拉拉话。那夜我们的兴致极高，毫无睡意，家事国事什么都在说，躺着说累了又坐起来说，一直谈至天明。回想起来，在我的近八十年的生涯中，两人对话至天明的仅有这一次。谈话内容繁多，基本记不得了，但他对我的一段评价话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说，“你这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，敬业精神好，最能下苦，能任劳，但不能任怨。别人对你不理解、不公正，甚至受到冤屈，你缺乏宽容、谅解、包涵的大度风范。”他直言我人生的短板，这真是用金银也买不来的金玉良言。先生的一席话让我在脑际常常回响，无法忘怀，让我敬仰的五体投地。他不像似我的贤弟，他倒真是我的长兄、良师、益友。
2008年6月的一天，崔公给我打来电话，言称他计划近日回横山，并想小住一段时间，见见亲朋好友，拉拉话，叙叙旧情。我一直在期盼着、等待着、打听着。九月的一天，我有些等候不住又给他打电话，听出他的精神状态还行。他说，近日胃有些不太好，现在调理得不错，在硬朗几天就过来。一到就给你打电话，还打算请次客，同你商量些事。我说，你回横山，你是客人，理应我们请你。他说：“我请，我请老朋友、老同事、同乡、同学，大家聚会好……”我呆头傻脑地天天在等着他，谁能料到，等来的竟是辞世的噩耗。崔先生从来说话做事说一不二，这次为什么却哄了我？为什么要开空头支票？为什么要失去承诺……让我在痛苦中百思不得其解。看来这次聚会只能在若干年后的九泉之下兑现了。
回忆起来同崔公的往事实在是很多很多的，在此为贤弟撰写一副挽联作为永久的缅怀：
斯人仙去重如山，生者常念月德君；
崔公不幸离人世，友有疑难问何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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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陕北民国史》崔月德 著 2009年：等您坐沙发呢！